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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檔案史料期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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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09-11-19 來源:西安市檔案局作者:admin瀏覽次數:

西安檔案史料
 
第9期
 
西安市檔案館編印                          2009年9月12日


 
用檔案廓清歷史的迷霧
    ——對蓮湖食堂、奇園茶社有關史實的考證
 蘭  璞


    近代西安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城市。盡管這里“曾是胡宗南的老窩,也是蔣介石用以封鎖并準備進攻我陜甘寧邊區的大本營”…,長期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但卻仍然上演過一幕幕精彩紛呈的革命活劇,而地處城內、歷史悠久、生機蓬勃的蓮湖公園,正是上演其中部分優秀劇目的神奇舞臺。園中先是有中共西北特支的聯絡站蓮湖食堂,后來有中共中央社會部(情報部)西安情報處(簡稱“西情處”)的交通站奇園茶社。前者“為我黨在西安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推動抗U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同各界黨內外同志進行廣泛的聯系和頻繁的接頭,提供了外圍掩護的好地方”。后者使“許多黨的機密工作都通過這個交通站出色地完成了。數以百計的在白區遭受國民黨特務追捕的同志通過梅永和同志和黨取得了聯系,被安全護送到陜北;發往中央的電報和從中央來的許多重要指示,也通過梅永和同志傳遞到地下黨的組織;每一個黨的交通,只要到奇園茶社找到‘梅掌柜’,就可以順利地解決工作中的許多困難問題。有時有敵人企圖兇殺我們共產黨人的事件,也常由這個交通站,通過梅永和同志及時傳遞消息得到避免” 革命事業的勝利成功建立了許多不可磨滅的功勛,至今仍被人們不時提及,備加稱道。據筆者有限的見聞,光記述蓮湖食堂的就有徐彬如的《六十年歷史風云紀實》、童陸生的《回憶蔣自明與蓮湖食堂》、曹冷泉的《蔣自明烈士二、三事》和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長街一西安街巷話古今》等書籍或文章。記述奇園茶社的就更多:有前舉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長街》,有趙志的《奇園茶社一中共西安情報處蓮湖秘密聯絡站斗爭紀實》。¨有《陜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有《西安通覽》,還有《長安史話》(民國分冊)和《蓮湖文史資料》。僅知根知底的王超北--A,就有三處提到這個地方,一是196 1年8月3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奇園茶社和“望梅止渴”》,二是1 962年8月第1 7集《紅旗飄飄》發表的《古城斗“胡騎”》,三是1 997年12月出版的《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這些材料,有的是當事人的回憶,有的是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加工整理的;有的是成形的文章,有的是片言只語;有的是專門記述,有的則是偶然涉及,其共同的特點是都己公開發表,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而已。應該說,這些或大或小的材料,對宣傳這段革命斗爭的歷史,教育和鼓舞人民,都起過很好的作用,而且大多數是真實可信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有些材料也不可否認地存在著逮著啥說啥、若斷若續串連不起,或總體真實部分鑿空的地方。最近筆者根據蓮湖食堂和奇園茶社存在的時間線索,嘗試著在館存民國時期西安市政處、西安市政府等幾個單位的檔案中翻查,發現其中有些史實并非無卷可查,而查到的情況與現在的有些說法實在差得驚人,甚至里面所反映的一些很重要的史實,前面舉到的這些材料居然一點都沒有涉及。為了維護這段珍貴歷史的真實性,作為一個有責任的檔案工作者,我覺得有必要依據這些檔案,對現在流傳的有關這兩者的某些時間概念和基本史實,進行一番詳細的考訂和補正,以廓清歷史的迷霧,讓這段歷史清晰可辨的展現在世人面前。下面分而言之。
   
    一  關于蓮湖食堂
   
   (一)食堂開設的時間
   
    蓮湖食堂到底是啥時候開設的,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是1932年,一種認為是1935年,還有一種認為是1936年,前一種見于曹冷泉的《憶蔣自明烈士二、三事》。后兩種見于童陸生的《回憶蔣自明與蓮湖食堂》。和徐彬如的《“西安事變”與“西北特別支部”》。其說者一個是《西北文化日報》的副刊編輯,自稱曾對創辦蓮湖食堂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均給過盡力襄助,另兩個全是“西北特支”的主要成員,共同商議過創辦蓮湖食堂并對食堂的創辦過程了如指掌,都有相當的發言權。然而據今看來,實際上一、二兩說都不準確。譬如前一種說法,蓮湖食堂是“西北特支”的聯絡站,這是大家公認的史實,但是“西北特支”是1 935年8月中共發表《八一宣言》(8)之后,謝華、徐彬如、童陸生、李木庵等人遵照中央軍委駐滬辦事處指示來到西安才成立的,你怎么能說1932年就有了她的聯絡站?兒子比父親出世還早,世上哪有這個道理!何況說者在后來所寫的《憶楊虎城將軍的摯友宋綺云烈士》19中,自 己也否認了這種說法。
   
    至于第二種說法,證以館藏《西安園林管理處二十五年分租金收入報告表》,也與實情相距甚遠。該表涉及蓮湖食堂的內容如下:
   
    出租地段 承租人姓名 租款金額 月份 備   注
   
    蓮湖公園四面亭子北邊地皮 將自明 二O,OO 十月 開設蓮湖食堂,專賣西餐,每月納租二十元,由本月一日起租
   
    表中載明食堂租用公園地皮,從1936年10月1日起租,當年只交了一個月的租金,又怎么能說她是1935年創設的呢?有人也許會說,到1936年10月起在蓮湖公園開辦食堂不假、,但食堂卻確實開辦的比這個時間早,公園這個蓮湖食堂是由別的地方搬來的。不錯,史實確是如此。比如童陸生就回憶說:我記得在一九三五年,先在端履門大街租房子改修試行開張,因地點不理想,太單調,又由宋綺云交涉到蓮湖公園,在這里才正式開張,這與'’蓮湖食堂“一西餐館招牌堂名也相合…,曹冷泉也回憶道:初余設法為其購得友人吳小祺炭市街房一所,后因不理想,遂遷蓮湖公園,名”蓮湖食堂“……
   
    但是請注意:一、這里所說的是蓮湖公園的”蓮湖食堂‘,而不是別的。童陸生所說1935年創辦的食堂也叫'’蓮湖“,不知有何根據,位在端履門(或炭市街)而呼以”蓮湖“,于情于理都顯隔澀,就算也叫”蓮湖食堂“,也絕不是位在公園的這個食堂。二、按童陸生的說法,在端履門(或炭市街)開的這個食堂僅僅是試營業,試的結果并不理想。曹冷泉回憶大致也是這個意思。但”試“字怎講?有”試“一年或一年多的?果真這樣,哪還叫試營業?反復比較之下,我覺得還是徐彬如1936年的說法比較貼近實際。徐在《”西安事變“與”西北特別支部‘’》中回憶道:“西救會”成立以來,西安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黨內外的活動日趨繁忙,地下黨的同志需要經常碰頭,開會研究指導群眾運動,解決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過去經常在我們同志家里開會的辦法,已不適應革命活動的需要。經大家研究,決定在西安市內建一個飯館,作為地下黨的聯絡站……
   
    這就明確地告訴人們,開設食堂是“西救會”成立以后的事情。那么,“西教會”又是什么時間成立的呢?他在《西北特支和西北救國會》(13),中這樣回憶:
   
    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
   
    “全教”)在上海成立。童陸生同志從上海帶回來“全
   
    教”的章程、宣言和傳單,這對我們有很大啟發。我
   
    們打算把西北的各個救國會也聯合起來…經和上海
   
    聯系后,“全救”建議我們以“救聯”名義相機公開活
   
    動。經過一段時問準備,各救國會于1 9 36年7月聯合
   
    起來,成立7“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西救”。
   
    這也就是說,“西救會”是1936年7月成立的。7月到lO月,時間比較接近。“西救會”7月成立,當月就開設食堂,到10月1同還有3個月的試營業時間,8月開設食堂,到10月1日還有兩個月的試營業時間,就是9月份食堂開辦,也還能試營一個月,這不入情入理,嚴絲合縫的嗎?
   
    當然,徐彬如的回憶中沒有提到端履門(或炭市街)試營業這一段,而是講一開辦就是蓮湖食堂,就是位在蓮湖公園的蓮湖食堂。這是他的失記,不必諱言。但這不又從一個側面證實了端履門(或炭市街)食堂開設時間不太長,證明1935年的說法不夠準確么?
   
   (二)蓮湖食堂位置和面積
   
    這個問題,所有的凹憶文章和相關資料,都沒有具體提到,縱然提到也只是籠統地講在蓮湖公園內。可是從館藏檔案所反映的情況看,食堂初由端履門(或炭市街)遷來公園并冠名“蓮湖食堂”時具體位置是在公園四面亭子的北邊。四面亭子到底在公園的那個部位,卷里面看不出來,稍后繪制的公園簡圖(14)也找不到,不過揆情度理,也應是當時園內一個有名的景點。但是到了1937年情況就有了變化。當年6月7曰經理蔣自明曾給西安園林管理處張主任(名字待考)遞了個開辦食堂的申請。
   
    申請全文如下:
   
    竊查長安歷為帝王建都之區、文化策源之地,近當國防之要沖,人口逐漸增加,市面舊有之蓮湖公園,園地遼闊,樹木蔭翳,綠柳夾道風景宜人,素為西省名勝之一。惟公園既為游人麇集之地,倘無完善食堂之設備,誠不足以助其游興,況名人、學生輒逢茶話、燕會,亦多尋風景清幽較佳之處。是以商民有鑒于斯,擬于該園內設立蓮湖食堂,并懇指定地點及租金、租期,以便趨前商定合同,若工建造房屋,搭蓋天棚,   經營西餐。冷食、茶點等,以便游人,而應需要。理合呈請核示祗遵,實為公便。
   
    倘沒有1936年租金收入報告表,從申請的語氣看,恐怕沒有人不會認為這是初辦食堂的申請,不會想到這食堂上一年已經存在。說明食堂遷至公園,換句話說,蓮湖食堂開辦之后,也還有幾個月的試辦時間。經過這幾個月的試辦覺得還行,于是要求正式定址、搭棚建房,結果園林管理處打算撥給公園東南隅該處的舊辦公遺址,并與蔣自明擬訂合同,且于一周后呈陜兩省林務局批準。6月19日,陜西省林務局指令該處“尚屬可行”。從此,蓮湖食堂的位置就從原四面亭子北面捌到了公園的東南隅。從館藏《西安園林管理處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份租款收入報告表》和《西安園林管理處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份租款收入報告表》,“出租地段”一欄所填內容同為“蓮湖公園東南部辦公處舊址”、1942年6月蔣自明為核減食堂地皮租金給西安市政處寫的申請所引該處市益字第二七號通知“案查本處接管前園林處卷內查有該商租用蓮湖公園公地東南隅fH辦公室遺址開設蓮湖食堂”的說法,以及1943年西安市政處(卷中作“陜西省市政處”)和蔣自明為續租蓮湖公園東南隅所簽合同的記載看,這個地方再沒有動過。至于食堂的占地面積,據1942年5月13日市政處科員陳勛臣給其科長馮景異的簽呈所附食堂平面圖看,其狀為長方形,四邊長度:東邊為30 75米、南邊為l 5.4米、西邊為36 18米、北邊為18.995米,加上東北角外帶一個7 8米×8.38米的小刀把,總共727.72平方米。這些情況鮮為人知,縱是當事人,年深日久,也不可能記得多清,沒人知道這些檔案,不知道查閱這些檔案,自然同樣無法說清。雖然這些細節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但是對于現在的人們,特別是從事地方黨史研究的人來講,知道了總比不知道好,因此也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說說。
   
   (三)、蓮湖食堂存在了多長時間
   
    這里面牽涉的問題比較多,歸納起來主要有這么幾個:第一、蓮湖食堂和百樂飯店的關系:第二、百樂飯店開張后蓮湖食堂還在不在;第三、蓮湖食堂后期的演變;第四、蔣自明去世后關于蓮湖食堂的糾紛。其中前面兩個問題都有人說過,后兩個問題,許是無人知曉,許是說不清楚,還沒見一份材料提到。下面逐個來說。
   
    1、蓮湖食堂和百樂飯店的關系
   
    百樂飯店是蔣自明繼蓮湖食堂之后開辦的,這點毫無疑問,但這先后出現的兩個店堂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說者多不甚了然,言每不確。現在一般都講前者是】940年由后者變化而來的,可奇怪的是,徐彬如這一年離開西安去的延安,童陸生雖然西安事變后去許權中部擔任參謀主任,但這一年又回到了西安,町是兩個關鍵人物的回憶竟都沒有一處提到百樂飯店的事情,更別說它和蓮湖食堂的關系。提到這層關系的,據筆者所知,主要是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長街一兩安街巷話古今》。該書第84頁這樣說:
   
    蓮湖食堂專營西餐,業務開展頗為順利。后來根據組織意圖,擴大經營范圍,改名為“百樂飯店”,遷至北大街通濟坊,增設了中餐、冷飲、旅館等經營項目。
   
    誰都可以看出,這無疑是告訴人們,蓮湖食堂就是百樂飯店的前身,百樂飯店就是當年的蓮湖食堂,名稱的不同是因為地方的不同。但曹冷泉的回憶卻不這樣認為,其《蔣自明烈士二三事》(15)寫道:
   
    蓮湖食堂經營數年,一切尚稱順利,惟苦于房屋    狹窄,不但營業有限,且吾黨同志聯系、活動尤感不便,蓋因資金有限,且無適當地址耳。
   
    抗日戰爭中期,反動派反共活動日益猖獗,西安政治環境日益惡化。為適應革命斗爭需要,一九四0年自明同志按黨組織意見籌建“百樂飯店”擴大經營,以便發揮地下聯絡的作用。
   
    措辭謹慎而不失明白,蓮湖食堂和百樂飯店有其必然的聯系,籌辦百樂飯店,是因為蓮湖食堂的條件已不適應斗爭形式的發展,而并不是象田、白二人所說,百樂飯店就是搬到通濟坊并擴大了經營項目的蓮湖食堂。這次翻出的館藏檔案,證明史實確實如此:不能說蓮湖食堂和百樂飯店沒有關系,但百樂飯店又的確不是蓮湖飯店的改名和經營范圍的擴大。具體理由下而還要說,茲不贅述。
   
    2.百樂飯店開張以后蓮湖食堂還在不在?
   
    可以肯定的說:在。不僅在,而且存在的時間還不短。至今人們習慣認為后來的百樂飯店就是原來的蓮湖食堂,或者說,蓮湖食堂后來搬到了通濟坊名字換了百樂飯店的觀點,實在與歷史的真相相去絕遠。謂予不信,請看1942年3月20日蔣自明給西安市政處所寫的續租地皮申請:
   
    案于三月十九日奉到鈞處市益字第七號通知,    以商民與前園林管理處所訂租設蓮湖食堂合同,業經期滿,應即廢止,等因。奉此,查該地現況與前訂約時之意旨似無若何變動,擬請仍照原約第四條cc如延至期滿,商民愿繼續營業時,再由雙方另儀“之規定,準予重訂新約,繼續營業…
   
    申請不僅說此時”該地現況與前訂約時之意旨似無若何變動“,而且落款仍綴以”蓮湖食堂經理蔣自明“。再看1942年6月上中旬西安市政處(甲方)和蔣自明(乙方)的續租合同:
   
    ①    乙方向甲方繼續租賃蓮湖公園內東南隅土臺
   
    迤南地皮共七=七。七平方公尺(如附圖)。
   
    ②    乙方租定是項地皮僅許開設食堂并賣冷食,
   
    不得兼營他業。
   
    ③    ……
   
    ④    本合同有效期暫定一年,自民國三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至三十一年十二月底止。
   
    ⑤   租金定全年壹仟伍佰元整,分兩期交納,南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乙方須先交納柒佰伍拾元,至三十一年九月底再將全部租金繳清。
   
    清楚地載明,不但1942蓮湖食堂仍然續租,而且租期一年,租金分兩次交清。另據當年6月15日市政處科員陳勛臣給科長馮景異的簽呈:”查蓮湖食堂租賃地皮營業合同現已成立呈處,理應分別存查,菇:于六月十五日收到該食堂交來上半期租金柒佰伍十元整“,說明至少在1942年蓮湖食堂還是原地存在的,并沒有因為百樂飯店的開張而消失。外界所說,想必是由蔣自明先開了蓮湖食堂,后來又開了百樂飯店,可能在百樂上投入較多精力這個基本史實所做出的看似合理,實際是想當然的一種推斷,并沒有堅實的事實依據,除非百樂飯店的開設不是1940年,而是1942年以后,否則絕難成立。
   
    3、蓮湖食堂后來的演變   
    蓮湖食堂并未因百樂飯店開辦而隨即關張,了無疑問,但是百樂飯店開業后,蓮湖食堂也發生了變化卻是確定不移的史實。其最初的變化,就是1942年地皮續租了沒有正常營業。這一層,1943年2月19日蔣自明再為續租蓮湖公園地基給西安市政處的申請中,說得相當明白:”竊查商民承租鈞處蓮湖公園地基,去歲因合同成立較遲,籌備未及,夏季倏已過去,遂致不能開業,繳納租金及看守房屋之費用數千元,純系賠累。“接著的變化就是,1943年地皮照租,但食堂改成了”消夏社“(類似茶社),”蓮湖“改成了”百樂“。如1943年3月6日,蔣自明為送達合同和稆金給市政府的函中就說:
   
    謹將商民續租鈞處蓮湖公園東南隅一部地基開設百樂消夏社,于民國三十三(應為二)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底止,全部租金國幣柒仟伍佰元整(原合同為叁仟柒佰伍十元)。茲繕就合同二份,并租金隨文呈賞,恭請鑒核批示是禱。
   
    同年4月8日,市政處職員劉協得給處里的簽呈也說:
   
    查蓮園舊有蓮湖食堂,今改稱百樂消夏社,租期業已屆滿,經傳據該社經理人蔣自明到科面稱,本年仍愿繼續承租,租額愿遵從本處規定,并爰(應為援)照各蔡社例,本年增加一倍半,訂定合同時一次繳清等情。查該食堂去年租額為壹仟伍佰元,本年增加一倍半,計應納叁仟柒佰伍拾元。既據稱遵照本處規定,似應仍準承租,理合檢同原合同暨繳款條據二紙,簽請核示。
   
    如果說蔣自明的信上說的續租蓮湖公園東南隅一部分地基”還不十分明了的話,那么劉協德簽呈的“蓮湖舊有蓮湖食堂,令改稱百樂消夏社,這句話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到了1945年情況再次發生了變化:百樂消夏社又改成了”圍棋茶社“。當年3月8日,蔣自明給西安市政府的申請中這樣講到這次的變化:
   
    原租蓮湖公園東南隅地基一部開設百樂消夏    社,本年擬添設圍棋,發揚固有文化,提倡國民高尚娛樂,并將百樂消夏社改名圍棋茶社。原有百樂消夏社與西安市政處所訂合同業經期滿,擬請鈞府以圍棋茶社名義續租,所有承租手續,遵照鈞府規定辦理。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鑒核示遵。
   
    食堂一變而為消夏社,再變而為茶社,既說明了經營范圍的轉移與縮小,也客觀地反映出蔣自明的經營由一段時間的順暢轉而逐漸艱難起來,足證童陸生、曹冷泉等回憶文章中所說情況確是實情。
   
    據蔣自明1945年5月17日給市政府的信和他同市政府簽訂的合同上說,這次百樂消夏社改圍棋茶社最終能夠實現,是5月8日在市政府招標中以年租3萬元標額競標的結果,5月18日開張,租期從1945年5 fl起至1946年2月底止。可惜條社開張不久,蔣自明以腦溢血病暴卒(關于將自明去世的時間,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1945年5月,一種說是1945年10月,在沒有直接的材料發現以前,不好說誰對誰錯,但曹冷泉的回憶說他死于1945年5月lO日,則肯定是不正確的。如其說,5月17日的信又如何解釋?),留下了無盡的遺憾。
   
    4、蔣自明死后關于蓮湖食堂的糾葛
   
    蔣自明是因腦溢而去世的,走得極其突然,走后關于蓮湖食堂的地皮還發生過-一段鮮為人知的糾紛。據館藏檔案記載,蔣死后很長一段時間一若從1945年5月算起,足有兩年多,外人并不知曉,甚至連蓮湖公園管理人員都蒙在鼓里。公園管理員薛逸仙1947年8月25口給市政府陳科長、王市長的簽呈中說:
   
    竊查職園東南部之蓮湖食堂向歸蔣某承租,歷有年所。該商前于營業期問,曾在承租地段內自行建筑房屋四五問,做廚房、帳房之用,嗣以上年營業不振,致令合同期滿后再未辦理續租手續。經職多次查閱,據看房人王耀喜稱:”蔣經理已赴上海數月之久,迄未 返陜“等語。查商民租用公地,應即辦理承租手續,并按月繳納租金。該商于合同期滿后,既不續訂合同,又不拆除私有房屋,且留一部分家具在內,雇人看守,與法似有未合。究應如何處置,理合簽請鑒核。
   
    從看房人王耀喜說蔣赴上海數月迄未返陜的情節看,這個消息似是有人有意瞞著固方,直到1947年8月園方發現無人出面續租(實際王孝友曾參與投標,不知薛氏為何不知),問起蔣的行蹤,仍未得到實情。同年9月3日,市府建設科通知薛逸仙找蔣自明商洽。不久,薛即卸職,遺缺由魏恭充任,情況才漸次明朗。9月23日,魏恭向巾政府呈報:
   
    職到差翌日,遵照前令親往該食堂交涉。據看守人王允庚面稱:前經理蔣自明業已物故,現為王某某主管(是否有主管資格?曾否遞補在案?),已赴上海,待歸來再為遵令解約。但市府對此頗多疑慮,故接呈后于10月25日指令魏恭:該園東南部食堂前承租人蔣自明是否死去,一面之詞,殊難置信:王允庚以何種資格繼續經營,本府無案可稽。似此一再支吾,顯系故意拖延。仰該員仍飭該蔣自明(或合法代理人)限兩周內親來本府建設科,依照本年度該園食堂租額貳佰叁拾萬元補繳租金,否則即由該員警勒令拆除,具報備查為要。
   
    政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情弄到這一步,無論如何是遮掩不下去了。11月6日,一個叫劉蔭遠的人終于出面承頭,寫信給市長王友直說:
   
    民國二十五年,蓮湖公園管理處為點綴風景,增加游人興趣起見,招商賃地皮開設茶園、飯館。彼時商人與蔣自明承租園東南隅地皮一所,建筑瓦房十余間,經營蓮湖食堂餐館,由蔣自明出名管理,蔣自明不幸于三十四年十月病故,遂而停止。近者鈞府催促拆毀此房,或則繼續約承租,懇請鈞府指示每年應繳租價若干,以便遵示辦理。12月20日,此人又和一個叫王友孝的人具呈市政府,說:查蓮湖公園內蓮湖食堂,原承蔣自明向鈞府訂有合同租用,系與蔭遠、孝友合伙經營。茲因蔣自明去世,而在該用地內所建房屋,請依照原合同規定,由鈞府照市價收為公有。嗣后如有冒名情事,由鋪保商號(炭市街協記雜貨店,經理崔翰卿)復完全責任。
   
    劉、王二氏何許人也?據劉11月6目給王友直的私信中”友直學長“的口氣看,此人當不是一般人物(《陜西文獻》說此人曾是陜西辛亥革命志士):而王孝友在1947年2月1 8日蔣自明之子蔣孝先以蓮湖公園第三茶社經理身份,和奇園茶社經理王釋奇并其他各公園各茶社經理共lO人。聯名向市府提出續租并請核實租金后,以標額太低(82萬)而未中標(15)。劉氏住糖坊街4I號,王氏住高陽里乙字一號(但其本人1948年4月12日的份材料卻又說他住糖坊街4I號,與劉相同,甚為可疑),兩人的真實身份則不得而知。蓮湖食堂的開辦,雖然確以招收股份、集資經營的面貌出現,但是一、其主要經費由楊虎城在其”抗日特費“(一說宣傳費)中撥給。二、據曹冷泉的回憶,認股投資的人員,約有三種:
   
    一為”楊虎城將軍部下之革命同志如王根僧、王子厚、童陸生、金閩生等“(實為西北特支各成員);
   
    二為宋綺云所在《西北文化日報社》的”報社同志如邵幼和、何連三等“;
   
    三為邀請的社會進步人士。劉、工兩人不屬丁第一種是肯定的,屬不屬后兩種,或屬于后兩種的哪一種,特別是王孝友和蔣孝先到底有無關系,沒有可靠的材料,不好妄下定語,然而不管此二人是何種身份,他們對蓮湖食堂暨蔣自明情況的了解和熟悉,卻是絕對肯定的。
   
    因此,他們的出面認領,一方面也許受組織的委托,一方面也許是按入股的章程行事,同時也不排除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冒充殼子的可能。而從公園和市府的角度講,關鍵是要該段地皮的續合同和1947年一年的租金,既然有人出面承頭,對園方和市府來說當然求之不得,自然不會深究。于是市府派人前往公園勘估,認為”房產材料較劣,建筑簡陋“,已無收回之必要,遂通知劉蔭遠、王孝友二人自行拆除,并提出”該茶社本年四月間招租時,標底為二百三十萬元,凼該商房屋未拆,無人租用,以物價波動情況,似應由該商將原標底價十倍計二千三百萬元,擬由該商繳還以補本府損失“。劉、王二人經過商議,1948年度仍以王孝友的名義出面繼續租用這段地皮,開設蓮湖食堂,原有的房屋也就沒有再拆。至于市府所提1947年度二千三百萬元的收入損失,王孝友以”上年度全年歇業,并無絲毫收入,所飭應交租金,無力負擔“為由,”懇請鈞府體念民艱,將上半年度租金核減為一千萬元“(17)。市府倒也通情達理,說:”該社去年因主持人死亡,未曾營業,確是實情“(18)。繳一千萬就交一千萬吧,也就沒太多說。等這一切麻煩事處理完,”三十七年三月間“,劉蔭遠又把地皮委托一個H LI宋子元的人承租,一直到1949年3月19。此后公園便不再設立食堂,加之日近解放,世事動蕩,具體情況就再也說不清了。
   
   二、關于奇園茶社
   
   (一)、奇園茶社開張的時間
   
    和蓮湖食堂比較,奇園茶社開張的時問要晚得多,而且說法的分歧也大得多。僅筆者有限的見聞,就有如下幾種觀點:
   
    l、1944年夏。此說首見于王超北的《古城斗”胡騎“》。該文明確講”奇園茶社是1944年夏開設的“,曾對王超北作過專門采訪的趙志也持這種觀點。
   
    2、1945年7月。此說見于張守憲所寫《奇園茶社》_22。其原話為:”】945年7月至1947年8月,存兩安蓮湖公園里有家‘奇乎不奇’,‘是園非園’的茶禮,即‘奇園茶社…
   
    3、1947年,也是王超北講的,也出自《古城斗“胡騎”》一文。文中明確說:“1947年為了掩護情報的傳送,我們和乇釋奇等籌措在蓮湖公園開設一家茶社,取名奇園茶社”。
   
    三種觀點,一、三兩種同出自王超北的回憶,甚至是王超北的同一篇文章卻大相徑庭,問題的復雜性于此可見一斑。不過就此次從館藏中發現的一手材料看,王超北的這兩種說法都不可靠(1947年說尤其不值一駁),張守憲的說法略為近是,嚴格地說也站不住腳。何以然?因為講到茶社開張的時間,大家常常提出這么一個史實,即茶社是向市政府投標開設的。譬如張守憲的文章就說:
   
    一切準備停當了,但在公園里開茶社,還得經過國民黨西安市政府建設科批準。黨組織決定由王釋奇以“財東”的身份出面、梅永和假名“入股”,向建設科投標,申請在蓮湖公園開茶社。由于投標的標底較高,加之通過社會關系的活動,開設茶社的申請很快就獲準了。
   
    趙志的《奇園茶社》說得則更為具體傳神:蓮湖公園歸西安市政府建設科管轄,招標的事由這個科一手承辦,要想奪標,關鍵在于事先摸清標底,王超北的決心是志在必得。為此王釋奇就在建設科長和具體辦事人身上下工夫……托朋友分別約請建設科長和承辦人員,在東大街西餐館請了兩次客,并分別送了禮品,這才摸出7標底。投標時王釋奇和梅永和一起到了投標現場……最后以略高于標底的價碼而中標……
   
    兩文都提到市政府管的投標這件事情,這確是實情。但是西安市政府是1944年9月1日才重新設立的,在此之前的若干年,公園管理索由西安市政處負責。1944年夏,市政府尚未重建,哪里來的市政府,又哪里來的市政府建設科,由市政府建設科主持投標的話又從何說起?其次,市政府這次招標是發了廣告的,也是實情。且看廣告原文:
   
    西安市政府啟事
   
    查天氣漸暖,本市各公園茶社均待開設。茲定于五月八日下午:時在本府當眾開標,凡愿承租開設者,均可于開標前向本府繳納押標金額,領取標單,于開標前一小時親攜標單當場投遞。此啟。
   
    廣告臀存當時有名的《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和《西京日報》等報上,館藏檔案中至今仍然完  好地保存著廣告的底稿23。所以趙志的文章講市府“原來準備在報上刊登廣告,后怕張揚太大,投標的人太多,搞得建設科幾個人應接不暇,同時也不愿出廣告費,只是在公園門口貼了張告示而作罷”,盡管不符合史實,但他說王釋奇講“今天我在報館昕人說,西安市政府要在蓮湖公園開設茶館,準備在報上登廣告向社會投標”卻并非空穴來風。因為王當時的公開身份是秦風工商聯合版的副經理,報紙要發廣告的事他當然有條件知道;更何況市府不僅在報上登了廣告,而且連登三天,并且招標的不止蓮湖公園,而是全市“各”公園——按案卷中有關檔案的記載,至少就還有革命公園、建國公園(即今兒童公園)等。但是報紙刊登廣告的時間為1945年5月的6、7、8三日,廣告底稿封發的時間是5月5日,按照廣告中說的,8日下午就應當已經開標了。茶社為一季節性營生,投標既得,斷無拖延的道理:對王釋奇等人而言,這一層外,還有對敵斗爭的迫切需要,下了恁大的工夫競標,又怎么能標到手后反而磨磨蹭蹭?因此,張守憲說的年份是對的,而他說的月份卻顯然有失憑據。至丁王超北說的1947年,我不說,大家也都能看出止確與否,沒有必要再羅嗦了。
   
    實際上奇園茶禮真的開張時間為1945年5月16日,這在其經理王釋奇1945年5月17日給西安市政府的呈文。(24)中說得明明白白:
   
    竊查本園已于本月十六日開張,謹具文呈報,伏    祈準予備案,并請準將押標金肆拾萬元除扣去全年租金壹拾萬元外,下余叁拾萬元掃數發還為禱。
   
    看到這份材料,我想一切的紛爭都應該煙消云散了。不過,有幾個與茶社的開張有關并且鮮為人知或知之不確的問題,還應該跟大家說說。一個是茶社的名稱。奇園茶社名稱的來歷,現在說的人比較多,而月有的說法似乎還十分的生動有趣,可是至今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荼社其實~開始并不以“奇園'’命名,甚至投標的時候,也不是用的這個名稱。關于這一節,王釋奇1945年5月14日給市政府的旱文(25),中明確說道:
   
    查民于本市蓮湖公園內籌設茶社,以”來今雨軒“之名在鈞府投標,嗣以中標后始發覺與革命公園內”來今雨軒“茶社相同,似覺不妥。茲已決定更名”奇園茶社“,以資分別,謹具文呈請鑒核備案為禱。
   
    雖然這段話也還有虛虛實實之處,譬如,以王釋奇的精明和他當時的身份他不可能事先不知道聲名赫赫、距蓮湖公園不遠的革命公園還有個”來今雨軒“,但他的參加投標用的是”來今雨軒“的名義,卻是確定不移的史實。這其中的緣由,也許是事出倉促,權以現成應付;也許是為了保密,借之以身掩護,當然也不排除是為了增加中標的勝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奇園茶社“乃是中標以后才改的名稱(趙志文中說中標后起的,嚴格講也不準確),現在所見各種材料,有的因為年代太遠忘記,這細節。有的則根本不知道這一細節,一提起奇同茶社,好象她一開始或自始至終就是這個名稱,應該說是不確切的,也使先輩當年斗爭的真實性和機智靈活打了不小的折扣。再一個是這次茶社的投標。趙志《奇園茶社》的說法頗為生動:
   
    投標時,王釋奇和梅永和一起到了投標現場。別看是個小小的茶館,爭著投標的人還真不少。競爭的激烈不亞于一場戰斗。爭得最厲害的,要算韓麻子、    謝胖子、蔣大鼻子等十多人。特別是蔣大鼻子爭得最兇,大有爭不到手決不罷休之勢……
   
    然而生動固然生動,只是小說筆法,語涉游戲,與史實畢竟相差太遠。不錨,這次參與竟標的人確是不少,因為招標的不僅是蓮湖公園,蓮湖公園招標的也不僅一個茶攤,韓麻子(韓春至或韓世舫),謝胖子(應為解胖子,即勝利茶社經理解廷標)、 蔣大鼻子(即蔣自明)都爭的蓮湖公園臼勺,也確實爭得比較兇。但除韓而外,各家爭的地段并不一致:王釋奇爭的第一號地皮,解廷標爭的第二號地皮,而蔣自明爭的則是第三號地皮,即前面提到的原蓮湖食堂和百樂消夏社的舊址,地段既與王釋奇不同,手續上也是通過投標而續租,開辦”圍棋茶社“,這在前舉1945年3月8日蔣自明為改百樂消夏社為圍棋茶社給市政府的申明請,和1945年5月圍棋茶社與市政府的租地合同中都說得再清楚不過,根本就不存在蔣自明和王釋奇代表兩個地下黨組織爭投一塊地段并且爭得不可開交的事情,而這個事不存在,當然也不會有王釋奇撂標而蔣自明落標的情況。趙志的說法也是由采訪他人得來,現在看,提供情況的人,顯然是把事情記差池之了。
   
    三、是奇園茶社的大小。現在一般說到茶社規模時,多說它能擺100多張茶桌。300多把躺椅,如趙志、張守憲的文章,包括解放50周年大慶時《西安日報》某記者采訪王釋奇的報道,也都這么說。按這么個說法,其占地面積當不在小,從該茶社和市府1945年5月所立租賃合同看,租用的地皮為”壹佰方丈“,估計也差不太多。
   
   (二)、奇園茶社的續租
   
    這個問題,前面所提到的所有材料,都沒有絲毫涉及,但卻是一段實實在在的歷史,通過館藏零星記載這段歷史的檔案,仍然可以看出當時的斗爭不易和先輩的智慧。
   
    據檔案記載,自1945年5月招標以后,各公園的奈社、食章都是每年招租一次,原租戶如需續租,都得按年度重新投標。因此,盡管1945年的奇園茶社租賃合同5月份才訂立,但其第四條卻明確規定租期截止翌年2月底,第五條又規定如欲續租,須于合同期滿前兩個月提出申請,以獲得優先續租的權利。王釋奇于1945年12月25目向市府提出了續租申請,結果又以86萬元(高出底價40萬的l倍還多)的標金得標。1947年2月1 5日,王釋奇再次提出續租申請,3月21目,市政府發出《為各公園食堂茶社招標的公告》(26),規定”革命公園茶社五處,食堂一處,蓮湖公園茶社五處、食堂一處,建國公園茶社二處,丹風公園茶社一處“,”決于3月27日上午9時在市府會議室當眾開標。“有趣的是,當天王釋奇就交了標單費五千元,25日,梅永和也交了圖則(標單)費五千元,市府臨時收據上注明倆人都投的”蓮一“,即蓮湖公園第一號地段,奇園茶社所在地,仍為甲等,標底為1946年標租的10倍,即865萬元。3月27日開標,各公園茶社參加竟標的達22人,競爭奇園茶社這塊地段的為王釋奇、梅水和和聯記(店名)、李淳普、 王錫銘、扈光裕六人,但是投標的結果,據《西安市政府三十 六年度各公園茶社食堂開標紀錄》27,記載,聯記為五百零一十萬元,王釋奇為七百八十萬元、李淳普為五百六十八萬元,梅永和為四百五十萬元,王錫銘為五百六十萬元、扈光裕為六百一十萬元,最后王釋奇以合于規定標準最高標額及市府預估底價十分之九遙遙領先的優勢而一次中標。尤其值得玩味者,是這次投標王釋奇代表的是”茗軒茶社“而不是”奇園茶社“(奇園茶社由梅永和代表),開標后,王釋奇與市府四月一日立的租賃合同,也用的”茗軒茶社“的名義,思之與1945年的用”來今雨軒,競標而后又改名“奇園茶社”,頗有同工異曲之妙。既分散了官方的注意,又多了,重保險,既說明了我地下黨組織的志在必得,也體現了這些先輩們高超的斗爭藝術,至今讓人欽服不已。
   
   (三)、奇園茶社關張的時間   
    同這個茶社開張的時間一樣,奇園茶社的停業時間,也是說法迥異、各不相下。如:趙志在《奇園茶社一中共西安情報處蓮湖秘密聯絡站斗爭紀實》中說:
   
    不幸的是,194 7年8月3日。西情處的第四秘密電臺被敵電監科偵破,臺長胡家兆在發密報時當場被捕。由此而牽扯到機要科長王釋奇。8月5日,王釋奇被捕,因王同梅永和開茶社,關系密切,在逮捕王釋奇的同時,特務也去王家巷24號逮捕梅永和,因梅永和住在奇園茶社內,聞風逃脫,奇園茶社因此而被迫停止。
   
    張守憲在《奇園茶社》中也說:
   
    奇園茶社從1 94 5年7月至1947年8月的兩年多時間里,作為黨的秘密交通站,從未發生過失誤。不幸的是,1 947年8月,地下黨設在陜西省鹽務總局的秘密電臺被國民黨特務破獲,茶社受到牽連,王釋奇和梅水和夫婦先后被捕,茶社隨之被敵人查封。
   
    這兩人的觀點可稱之為1947年8月說(張氏說法有點問題。梅氏夫婦被捕時間不在1947年8月,如說他們被捕以后茶社才被查封,時間會晚許多。但張的這節文字第一句就將茶社的時間截止到1947年8月,故將其與趙志視做同一種觀點)。
   
    《陜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說:
   
    蓮湖公園北(?)門內側,在1 944年至1 949年期問,有我地下黨交通聯絡站“奇園茶社”設在這里。負責人梅永和同志于1 947年被捕犧牲后,由他的愛人李雪吟繼續堅持工作,直至1 949年5月西安解放。
   
    田克恭、白浪《四十里長街一西安街巷話古今》也說:
   
    I947年梅永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也不準確、理由同前),茶社由其妻李雪吟繼續經營,直至 1949年5月解放。
   
    這兩書的觀點可稱之為1949年西安解放說。
   
    同史實而有兩種截然不同,本來就令人惶惑而莫所適從,而更令人不得要領的是,造成這種各執一詞的混亂局面的,正是擁有絕對發言權的王超北自己。譬如:他在1961年發表的《奇園茶社和“望梅止渴‘’》還說:1947年夏,因黨設在偽陜西省鹽務總局的秘密電臺被國民黨特務發現破壞,受到株連,梅永和同志不幸被捕,奇園茶社也被敵人查封了。
   
    但是1962年他發表的《古城斗”胡騎“》卻說:
   
    至于奇園茶社,在梅永和同志被捕后,仍繼續由他的愛人李雪吟同志經營,秘密工作照常進行,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始終沒有被敵人發現和破壞。事情再明白不過,論者之所以出現各執一詞的情況,要么就是視野所限,只見到這篇文章而沒有見到那篇文章;要么就是各懷機杼,隨意取舍。然而誰能想到,始作俑者王超北所提供的兩種說法竟然都是錯的!
   
    首先,據王超北的回憶和館藏檔案資料記載,1947年8月初胡家兆、王釋奇相繼被捕之后,作為茶社掌柜的梅永和,也很快上了敵人的逮捕名單。但是這畢竟是秘密逮捕,梅永和已在王超北的安排下安全逃匿,作為敵特,人沒抓到,也弄不清梅永和不在的原因,自然不會死心,對茶社這個梅的主要活動地點不能不心存奢想,短時間恐怕還不會采取查封行動:作為地下黨,即使明知形勢危急,要準備采取相應的行動,但不到萬不得已,恐怕也不能貿然關張,敵特立馬查封怕打草驚蛇,自己匆匆關張豈不足自我暴露?仔細思量,你說1947年8月關張的說法能站住腳嗎?估計雙方的智力都不會如此低下。
   
    其次,上面說到,1947年8月梅永和未被抓捕時,敵特不可能立馬查封茶社,我方也斷不會主動歇業,可是形勢的危急是誰都清楚的,時不行動,并不是說老不行動。梅永和一去再不閃面,敵特既然已經盯上了茶社,相信也不會有太大的耐心;組織既然明白事態的嚴峻,諒必也不能老這樣扛著。須知,那可是胡宗南的治下,可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啊!你能一成不變地撐持幾年,敵人能允許你撐持幾年?
   
    以上兩點當然只是據理推斷,有些人心中肯定不服,那么請看第三:據館藏檔案記載,王釋奇被捕,梅永和被迫逃匿之后,奇園茶社(也叫蓮湖公同第一荼社),確實不曾立即取消,確曾有人出面撐持,繼續經營,但這個人并不是梅永和的妻子、王超北的小姨子李雪吟,而是一個叫何泉水的人。且看1948年3月×曰何氏本人為茶社更名給公園管理員魏恭,并請魏轉呈市長王友直的申請:
   
    案奉鈞府本年三月十四日府秘建公字第=。八一號通知,內開:”為該商承租在蓮湖公園官地開設茶社業已期滿,如愿續租,按照上年度租金提高十五倍,限文到一周內來府清繳,否則放棄承租權“。等囡奉此,自應遵辦,惟該承租人王釋奇因物價高昂,加之經濟艱苦,無力承租,情愿推讓本社股東何泉水繼續承租,對于租金一節,由何泉水如數繳清,懇請鈞府準予將王釋奇改為何泉水,第一茶社更名‘’和合茶社”,以何泉水受權承租。理合具文呈請鑒核,批示祈遵。
   
    何氏究為何人,不甚清楚。是否張守憲文中所列茶社工作人員中的王河水,也不好肯定(如果是,則張的寫法可能有誤),其自稱股東的說法,尤頗異于王釋奇、梅永和合伙經營的成說。
   
    這些都可進一步地研討,不過,他既然以茶社主事人(市府給魏恭的指令中稱為“經理”)的身份,于1948年3月20幾號(24日之后,29日之前)就提出了更換經理,改變社名的申請,便說明奇園茶社1947年8月以后真的還經營了一段時間,但是至1948年3月底,也算是走到了盡頭。另外,大約也就在何泉水表示愿意續租,要求改變社名的時候,1948年3月27日,住在北關自強路79號的符毅吾也向市長王友直提出了如下申請:
   
    竊查蓮湖公園第一茶社地段原承租人王某業已他往,早已期滿,聞尚無人承租,民擬將上列地段承租,仍開茶社,遵照鈞府一切法令及管理規則。可否之處,并請示遵。
   
    這個姓符的到底是啥身份,至今也不得而知,從檔案中市府秘書長汪震(字雨辰)1949年3月20日給王友直的請托信中稱之為“敝親”(實際小是)的情況看,來頭似乎不小,因而,魏恭將何的申請備文呈府之后,市府壓下未予理睬,反而以政府通知發出已逾一周,王釋奇仍未交納租金為由(28)于4月3日直接批復符毅吾:
   
    呈悉,應予照準。全年租金核定為壹億壹仟柒佰   萬元,仰于一周內來府靖繳租金、辦理承租手續為要。等一切手續辦妥之后,市府方于4月24日指令魏恭: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簽呈一件(為呈送該園第一茶社經理何泉水呈請更名換權等情鑒核由),呈件均悉。查第一茶社原承租人王釋奇未遂規定期限繳納租金,該段茶社已另由符毅吾承租,仰即轉飭何泉水知照。
   
    凡此數件,又都清楚地說明,從1948年4月3日起,奇園茶社事實上就已經不存在了。
   
    至此,你還能說1947年8月奇園茶社就結束了?你還能說奇園茶社在王、梅被捕之后,由李雪吟繼續經營,一直至1949年5月西安解放嗎?
   
    關張的時間弄清楚了,這里我想附帶再說兩個并非無關的問題。
   
    第一、據館藏檔案記載,符毅吾1948年4月承租了奇園茶社這塊地方以后,只經營了一年時問,1949年3月,市政府就著手對各公園茶社的位置進行調整,符的“茶社之位置設于花壇內,且于園景有礙,本年在撤銷之列”29。符毅吾托友人賈貴英讓汪震給王友直寫信,說在此米珠薪桂之際,符君數口生計,端賴是社維持,“敬懇推情示予主管人仍予保留”。本來市府定于四月二十五日再度舉行各茶社招標,讓符屆時參加競標,后來以時局變化,解放在即,又決定停止進行,“仍由原有的各荼社繼續承租”,如此,符毅吾便接著經營,直至解放為止。這又從一個方面,證明了1949年5月解放說的不確。
   
    第二、奇園茶社的關張在梅永和被捕之前。它的關張,并不是因為梅永和的被捕,而是由于王釋奇的被抓和梅永和的逃匿。這在前面所舉的實證中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盡管王的被抓極為保密,何泉水和符毅吾以及市政府的文件都沒有片言只語提到)。但是同樣清楚的是,奇園茶社最后并不是被查封;而是在市府的操縱下被迫易手,王超北和張守憲的“被敵人查封”的說法,并不準確。
   
    此外,各種說法,除了把茶社的關張完全歸之于梅永和的逃匿、被捕不夠準確之外,張守憲的《奇園茶社》、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長街》、王超北的《奇園茶社和“望梅止渴”》及《陜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把梅永和被捕的時間說成是1947年8月也不正確,而《四十里長街》,“1947年梅永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陜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負責人梅永和同志于1947年被捕犧牲‘’的說法,尤其荒唐。因為據1951年6月西安市民政局搞的《烈士史跡調查登記表》記載,梅永和的被捕時間為1948年5月,去世的時間為1949年6月16日。這個材料,是解放后黨組織安排專人搞的,時間也距梅永和被捕和死亡的時間不遠,而證明人就是時任西安是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的王超北自己,無論從哪方面考察,都要比前舉諸人諸材料的說法可靠得多。如果不相信它,我真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更好的選擇,和能夠哪怕勉強說得過去的理由。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研究禁區的逐漸減少,黨史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一批又批的革命回憶錄也如雨后春筍般地應時而出,這確實是難能可貴、可喜可賀的盛世偉象。但是正如一些嚴肅的史學研究者一再指出的,由于歷史的、現實的原因,以及時間的距離,知情者的日漸衰少和人們認識的差異與變化,雖然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回憶錄中,佳品固不在少,可是態度認真而記述失實或部分失實的俯拾即是,在繁榮的局面之下,又潛伏著幾多讓人頭痛的種種混亂。客觀地講,由于歷史環境的惡劣與艱難,有些應該保存下來的革命史料卻未能保存下來,在相當的程度上給黨史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可這并不等于說,就沒有一點革命史料保存下來一我們這方面沒有,國民黨方面的有沒有?圖書館、博物館沒有的,檔案館有沒有?離了回憶錄就絕對不行?說到底,是沒有下功夫,不愿下功夫。即如本文討論的蓮湖食堂和奇園茶社,那么多的問題,那么多的說法,多少年了都解決不了,統一不了,就沒人想到過去的政府檔案里面會不會有有關的材料,就沒有想到來檔案館查閱,而只滿足于在幾個頗成問題的材料里倒來倒去。這當然與檔案館的宣傳不夠有關,也與檔案館過去長時期的封閉和人為的神秘化、政治化不無關系,但是某些黨史研究者的知識缺陷,檔案意識不強,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譬如中共黨組織史,從上到下搞了許多年了,有那么多的人在各級各類檔案館中披沙揀金,已出的成果引用了那么多的檔案資料,聲勢如此之大竟未引起有些研究者的絲毫注意;1999年西安解放50周年紀念,《西安晚報》解維漢根據本館發現的王釋奇1945年12月25臼給市政府的續租申請寫的文章,赫然發表在該報的紀念專欄,也居然沒有引起一個黨史研究者和寫過奇園茶社的人的絲毫注意,這實在讓人百思不得其斛。檔案之較之其他史料為可靠,是不言而喻的,作為黨史研究者,誰都不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也是理之自然,兩者的結合該是多么好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檔案館也正在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國家花許多資金和人力保存保護的這部分信息資源,亟待有識之士來開發,資源共享已經成為文明社會人們的正當要求和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檔案館正真誠地張著烈臂,熱情地歡迎黨史工作者的到來,通過檔案的利用,使檔案館的生命在延續中放出精彩,使黨史的研究從繁榮走向新的繁榮。
   
    注:(1)(3)王超北《奇園茶社和”望梅止渴‘’》(署名龐智)。
   
    (2)(11)童陸生《回憶蔣自明與蓮湖食堂》(《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
   
    (4)(21)《金秋》(1995年9期一11期)。
   
    (5)見《西安文史資料》第三輯。
   
    (6)見《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
   
    (7)(13)見徐彬如著《六十年歷史風云紀實》。
   
    (8)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9)見《楊虎城將軍與西安事變補遺》。
   
    (10)館藏017-6-236卷
   
    (12)曹冷泉《蔣自明烈士二三事》。
   
    (14)(15)館藏01-11-360卷
   
    (16)館藏01-11-482卷
   
    (17)(18)(19)(28)(29)01-11-489卷
   
    (20)《紅旗飄飄》第17集。
   
    (22)見《長安史話》民國分冊。
   
    (23)(24)(25)館藏O1-11-54卷
   
    (26)(27)館藏01-11-36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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